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皆隐含末日意味），疾病的意义空间向“意义”本身扩张，宗教的先进（倡导死亡）与保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并存，爱情的嗅觉（身体分子化）与味觉（皮肤液体化）并存.
从爱情谈及宗教（或曰反之），天使成为传播中介，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契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个体/群体）的修复，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选择成为“感受”的载体，选择成为“世界公民”，宗教学（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或许比“上帝已死”的论断更觉残冷，但是“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但不是全部.
世界只会向前发展，我们都将成为公民.
”
肯洛奇总是能在关照普通平民家庭的灰暗生活中找到人性的温暖，越是经济条件上的不够牢靠，越是需要家庭与同阶层间的团结互助，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人的激励总能带来额外的生活力量.
影片叙事手法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显得颇自由，主角毕晓普在郁郁寡欢的处境下，时或被家庭问题所困扰，时或得到同事的温暖，时或在精神困境中引发坎通纳的自我暗示，时或追溯过往的人生，在形式的散化中却让观众完全进入了他犹豫复杂的内心世界中感同身受.
商业体育等资本主义大众娱乐体系一方面对大众尤其是底层具有消解生活冲突的安慰剂作用，让他们不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长远的人生意义与目标而把工作的余劲用来试图挑战固话的社会结构，但同时体育明星的偶像魅力对家庭单元里的个人而言又确实具有一定激励作用，对生活保持了希望，这是肯洛奇代表的英国左翼不得不承认的现状
薛铭（贾冰 饰）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因为一次酒后救火成了小城里的大英雄.
但薛铭知道自己是假的，真正的救人者生命垂危.
良心的谴责让薛铭毅然说出实情，他从大英雄变成了大骗子，而薛铭则决定利用热度为真英雄筹款，终于也成了自己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