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又只以古代这一时段的中西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呢?须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不是各个国家自古及今历史的总体,而是一些国家或文明先后接力跑的历史,每个国家或文明跑完自己该跑的一段以后就是应该退场的。他欣赏历史这样的过渡:“埃及变成了波斯大帝国的一省,当波斯世界和希腊世界相接触的时候,历史的过渡就发生了。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历史的过渡——就是一个帝国的覆亡。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和印度至今都还存在,波斯却不存在了。波斯转入希腊的过渡固然是内在的;但是这里也变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权的转移——这一种事实从这时起不断发生。希腊人把统治权和文化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6]中国(还有印度)在跑完黑氏所规定的该跑的“少年”一段历史以后竟然没有退场,这在黑氏的世界历史框架里自然简直无法容身;他无法处理这种老而不死的文明,只好让它永远不长或永远长不大,成为一块顽石。
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黑氏《历史哲学》的比较中,一个无历史阶段区分的中国竟然成为与整个西方——从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的对比项。所以,在黑氏的世界历史框架里,其“中国历史”已非真正的中国史,只不过是他用来衬托其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手段而已。黑氏出现的问题自有其文化与时代背景的局限,此处不能细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