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看待历史的框架虽然变了，成为进化论的一种图说，然而，基于传统道德评判的色彩仍很浓烈。
梁氏之后，以“群治”为线索的进化史观蔚然成风，不过在标榜现代意识的外表下，争正统与言书法的问题意识仍在史界居支配地位，现代史家总是要为历史的进程寻找到一种道德正义的支撑点，然后以此为秤星，大行针砭之义。比如把“群治”取代个人行事的历史进程，贴上“大众历史”和“现代化论”的时髦标签，书法规矩推崇的却是善恶分明的两极对峙，其黑白之相互印证参照，已足可以借用相当单调的对应概念加以评说，如反动/进步、卖国/爱国、传统/现代等范畴已经变成了无需论证，而可以随意作为研究前提使用的万能概念，其中自然包含着强烈的优位与劣势的意识形态区别。
从表面的思想方法而论，梁启超述史在形式上采取的是一种相当西方化的史学叙述策略，如注重因果分析和社会进化的程式，所以在近代他又被誉为“中国史学革命之父”。可是如果细读他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论点仍始终贯穿着一条“历史本质主义”或“文化本质主义”方法论的主线。据学者考证，“本质主义”是从西方科学方法中引申而来。“本质主义”者认为，个体事物除了具有偶然性质（accidenld properties）之外，也含有本质（essence）或本质性质。前者对于某物之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或可理解为某物的外在性质（extrinsic properties）；后者则为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外在性质，是它本所固有的。在这一意念支配下，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把这种科学鉴别物理对象的方法沿用到历史文化领域内，则可称之为“历史本质主义”或“文化本质主义”。“历史本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图在历史中找寻出某种规律，在文化中淘炼出本质，因为比拟于物性与人性，文化也应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历史亦有本质意义上的时代灵魂，只有揭示出这些本质内容的存在，才能说明历史、文化发展的合理性。[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