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大队会计许景霖发言。他着重讲了前些年每当上级来人，私吞剩饭剩菜的错误。这也是社员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听他亲口检讨了，也就原谅了他。
他讲完，刘二妮站起来了。许景行心里忽然“咯噔”一下紧张起来。他想，这女人会不会把她与我的那些事情讲出来呢？虽说二人并没做太出格的事情，但那份心思毕竟是不正当的。许景行想我现在还没有勇气向全村人坦白，刘二妮大概也不会有。果然，刘二妮只讲了她多吃多占的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一天领妇女下地打了一杆红旗，回来晚了就放在了家里。本来这旗要交还大队的，可是紧接着红卫兵造反夺权，她给罢了官。看看这杆旗又破又旧，交出来也不能再打，就偷偷地剪成补丁补了自家的被面。她说这床被子要不是让荣荣背到了柳镇，今天应该抱到会场让大伙看看的。刘二妮沉痛地检讨了这个错误，并表示坚决退赔。她让大伙说说退赔多少合适，下边有人说算啦，反正是面破旗；有人说破旗也是旗，还能补被面就说明它还有用，退赔一点是应该的。这时许景行站起来态度鲜明地说，就是应该退赔，集体的便宜一丝一毫也不能占。至于赔款数额，他说做这杆旗大约花两块来钱，现在让刘二妮赔一块怎样。许多人马上说太多了，刘二妮却说：就按一块吧，多吃多占光赔还不行，还要罚的。人们便不吭声了。许景行看她一眼，心里又生出愧疚与佩服：愧疚的是让她赔一块钱委实过多；佩服的是她能痛痛快快地应下来，真是懂得顾全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