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不畏执政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1]；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他说过这样的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3]这样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4]。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5]。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赵王会于渑池。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6]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母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7]。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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