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在文章中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范式。他认为历史解释范式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别乃是在于，历史学无法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范式，即使是在某些范式似乎具有支配性之时，它们也不可能主宰所有史学家，甚至也不会主宰大多数史学家。言外之意是，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要想在一种理论中持续全面包容以往的论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学作为所谓“科学”，从来都不具备自然科学解释所具有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效果。
但是按照德里克的假设，“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转变应该被看作库恩式的“范式转换”，但新范式要能被接受，就必须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换言之，新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解释更具有包容性。实际上德里克在此陷入了自己设置的悖论陷阱，因为他的假设依据的是库恩的理论：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时在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虽然它可能会受到质疑，但只要它能成功地解释它所旨在解释的现象，其主导地位就不会动摇。随着与范式解释相冲突的证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无法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更好解释论据的新范式，危机爆发了。然而德里克又紧接着否认历史学拥有支配性主导范式的可能性，因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更为主观的能动特性，不可能按照自然科学的客观程序予以把握，可他一转眼又用自然科学的累积范式对论据的处理要求历史学。这样不但使自己的推导走入了逻辑悖论，而且显然是用自然科学的论据范式处理“革命”与“现代化”的假设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