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不愿倾听的人比聋子还聋。恩格斯反复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主张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因素，实际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他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地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结果。”[24]恩格斯还对马克思和他当时为什么都把重点放在经济方面做了解释和自我批评。他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曾说：“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25]马克思和恩格斯忙于指导国际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当革命处于沉寂时期，马克思便埋头于《资本论》的写作，而恩格斯则忙于反对杜林和总结自然科学的理论成就，他们都没有机会和条件重新回到序言中所确立的原则上来，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正如恩格斯说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最后这句话在当代仍然有现实意义，因为时隔一个多世纪，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者们仍然喋喋不休地指摘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他们最“过硬的”材料就是1859年这篇著名的序言。所以全面准确并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著名序言，是我们理解文化重要作用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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