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的颂词（如果不是谀词的话）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他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时代，炎黄文化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种情况，通过司马光的史笔记载下来，说明了它的影响的深远。
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元皇朝的政治统一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总结。当然，元皇朝的统治，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能同唐皇朝相比的地方。但是，元朝统治者对于辽、金、宋这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历史，却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55]修前朝之史，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当然，元朝统治者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也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56]。这就是说，不论从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元朝统治者都认识到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从官方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秋》《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心理的认同。《三史凡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