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市民之外，僧侣和高级牧师也成为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新成员。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英诺森七世、尼古拉五世（Nikolaus Ⅴ）和庇护二世，甚至坐上了教皇的宝座。然而，由于人文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异教持有高涨的热情，它和基督教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多明我会的教条主义者乔瓦尼·多米尼奇（Giovanni Dominici，约1356—1419）以他的著作《夜晚猫头鹰》（Nachteule）抨击了人文主义研究，并以此参与到这场已经进行了100年之久的争论中来。他只想要学会研读包含坚定信仰的古代作品，旨在反对在佛罗伦萨的文法学校中引入异教作品作为读物。与他同时代的奇诺·里努奇尼（Cino Rinuccini）则嘲讽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主义风格的富庶而时髦的青年（Jeunesse dorée），相较于古代作者，他鄙视被视为“三驾马车”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为他们对异教徒的宗教展现同情。不仅如此，还为了轻松的生活而回避公民义务。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时进行神学和人文研究并没有什么矛盾。例如，萨鲁塔蒂试图证明维吉尔的周期性的历史形象——在他的第四部田园诗中谈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与《圣经》描述一致。著名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埃尔莫劳·巴巴罗（Ermolao Barbaro，1453/1454—1494）也着手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基督教化。他曾经写道，自己承认两位主宰：基督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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