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此探讨汉史并不合理。已有学者质疑将此类思想派别的标签套用于早期中国是否正确。诸如“道家”与“法家”之类的术语由司马谈创造，又经刘向(公元前79—前8年)修订。苏德楷(Kidder Smith)令人信服地指出，司马谈发明“名家”“法家”等概念并非因为他试图客观描述西汉之前的思想史，而是因为他意图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①和这种观点相呼应，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与戴梅可认为，司马谈《六家之要旨》中“家”的概念并不指思想学派，而是指某些领域的专业学识。②
此外，政界并非只是学界的延伸，也不能将宫廷内的政治斗争不加批判地解读为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竞争。《酷吏列传》中没有一个官员被他们的同时代人视为法家信徒。而已知的曾研习法家的官员，诸如韩安国与张欧，《史记》中都独列有传记。司马迁在撰写《酷吏列传》时，并无撰写《法家吏列传》之意。同样，窦婴与田蚡都以提倡儒术闻名，但无人把他们说成儒学经典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同时代人也并不称其为“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