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者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撰述思想在本书中的反映，不论其自觉认识程度如何，当不限于科学技术方面，这在卷81至卷83作者所辑《夷情备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辑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其中多有中西比较的言论。如卷83所辑《贸易通志》，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同卷所辑伯驾翻译的《滑达尔各国律例》第292条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吉利国王，不与大臣行事，虽用钱银，不逼迫百姓守兵械。他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161]在作者看来，“夷情备采”的范围，原是很广泛的。道光二十八年（1845年），徐继畲撰有《瀛环志略》10卷，也是讲世界历史、地理、现状的著作，但其在“御侮”“自强”的意识上，比《海国图志》逊色得多。
《海国图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从而在中国东邻的历史上扮演了喜剧的角色。它在自己的故乡，虽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但毕竟未能成为历史喜剧的角色，这说明史学之反作用于社会，仍然要受到社会条件所容纳的或所提供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