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受敌，卢梭的幸福是乌有的幻影，转瞬即逝。1765年10月10日，伯尔尼安全委员会下达驱逐令，他只好去英国，在那里他织造了一幅阴谋图，涉及哲学界、医学界、神学界，跨越普鲁士、瑞士、法国和英国，阴谋家的监视无孔不入，“迈的每一步都有人数着，手指头动一下就有人记录”。时值欧陆的“英国热”，法国的科学理论和商业实践受此影响，卢梭的英国之行却留下疯癫的名号，英国人不解，法国人对之有怨言。卢梭不得不反驳，法官、哲学家、教士、才子、作家都恨他，普通民众不理解他，瑞士、日内瓦给他增添痛苦，这是《忏悔录》的心理背景：“在我所处的位置，要写书，也是维护声誉，揭露那些污损我的骗子，使之无地自容。”
关于文本的身体背景：1763年，卢梭的健康一度变坏；1765年仍未好转，牙疼、腹胀、严重失眠、记忆力减退；1766年病得厉害，眼神不好。病痛发作时的身体话语进入《忏悔录》，包括剧烈耳鸣、心脏狂跳、消化困难、腹胀便秘、一劳作就大汗淋漓。他怀疑心脏上长了肉瘤，惶惶不安，“我得了更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读过书的人难以避免”[216]。1770年2月完成草稿后不久，他致信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龙骑兵团上尉），说自己已厌弃人世的艰辛：“我在这世界难得快乐，若能选择生活，我选择死亡。”[217]对于卢梭的困境，论敌却说他性情乖张，既然不为同代人理解，他寄希望于后代人：“时间能揭开幕布，我的回忆录若传到后世，它会替我说话，人们就明白我为什么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