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业死于乾元二年的相州之役，死后其军队由部将荔非元礼统领，并受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光弼节制而随之征战河阳等地。上元二年邙山之败后，河阳一带的唐军全线退缩至太行、王屋、中条山一线以北的原河东地区。李抱玉可能因陈郑颍亳节度使的身份退屯至与之临近的泽州，李光弼所率的朔方军主力则退屯至稍西的绛州闻喜县，而由荔非元礼统率的安西、北庭军队则退屯至绛州的另一属县翼城。但很快，退守绛州的两支军队就由于当地“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23]的原因发生兵变，两军统帅李国贞和荔非元礼也相继遇害。而继荔非元礼后被推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的就是同军出身的白孝德。
相当奇怪的是，这支曾在李嗣业与荔非元礼时代颇有战功的安西、北庭军，在此后诸路大军同讨史朝义的决战中却突然不见了踪影。而当它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时，已经是广德元年底吐蕃入寇长安时的事了。而此时作为这支军队统帅的白孝德，除了仍旧身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外，还多了另一重身份，即鄜坊节度使。换言之，这支军队现在已经由河中转移到了京西北的鄜坊。两唐书的《白孝德传》关于安西、北庭军的这一变化没有作任何交代。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荔非元礼被害时“将佐亦多遇害”[24]这一点有关。也就是说，安西、北庭军队在荔非元礼事件中遭受了重创，因此似乎已不能再为唐廷所信赖和重用。而这支军队也因为在绛州得不到军需保障，被顺势调离至经济状况稍好一些的鄜坊。[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