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漫无边际地谈论了一通摩洛哥。除了国名我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谈得更加充分。我们给这片抽象的国土想象出了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和大得难以想象的客流量。关于摩洛哥王子，我跟行健和米萝说，真不知道他长得像不像摩洛哥人，不过鼻子倒是挺高。
聊完就洗洗睡了。很快我们就把摩洛哥和卖唱的小伙子忘到了脑后。
不是记不住，是所有激动人心的事情最终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不可能出现奇迹。我们还住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平房里，过着以昼伏夜出为主的日常生活。我依然隔三岔五地出没在地铁2号线沿线，逢人不备的时候，鬼鬼祟祟地帮我办假证的姑父洪三万打小广告。行健和米萝也是，他们帮陈兴多打小广告，偶尔我们会在同一条街或者同一条地铁线上碰头。有一天傍晚，我在西直门站地铁口的背风处吃烤红薯，行健从身后拍了我的肩膀，说：“看见你那个‘摩洛哥王子’了。”“那家伙是不是只有一件衣服？”米萝说。他们看见的也是那件印有“摩洛哥王子”的夹克。“他还带着个头发乱得像草窝的小女孩。他妹妹？”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从保温杯里倒水给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