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于是，选官大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侍郎皆衣紫高品官员，这一天，却与本司下属曹郎官一起，被杨国忠随意差使，“趋走于屏树之间”,弄得狼狈不堪。
事毕，他们告退后，杨国忠问诸妹：“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诸杨姐妹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对大噱”。一国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分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