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嘉庆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帝国的选择。帝国在关键时刻没有华丽转身，而是选择继续沉沦。关于这一点，费正清的看法可谓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其实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二十三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