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活底变换”尤其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变革。1931年，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瞿秋白试图把语言文字和社会生产方式直接对应起来：“科学的机器工业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乎逻辑的言语来记载一切的东西，而用手工业的特殊方法——熟练的手艺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70]特定的“文章”类型对应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机器大生产和个体手工业的不同，重点显然不在机器，而是通过机器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社会属性。
瞿秋白的论说当然过于简单。不过，正如丁格尔所提示的，包括商务、交通在内的经济生活的确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又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谋求与捍卫自身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而这就要求它必须营建一种更集中和有效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前边谈到的国家认同对“原生性”认同的替代，就是此一过程的产物。从竞争效率的角度看，交流过程的标准化和简明化自在情理之中，它自然会对语言文字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书面的文字、文体，还是口头的语言）产生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