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杨应龙“伐木——上贡”的安分彻底打破，因长期的烧杀作恶，又难掩野心被地方的其他家族告发叛乱，但因为这叛乱位于西南边陲，川、黔交界处，两地官员向朝廷报告、建议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杨应龙与四川关系比较密切，也许还存在收受贿赂的交易，所以四川方面的意见是杨应龙罪不当剿，主张安抚息事宁人；而贵州态度完全相反，告发杨应龙者也都是去贵州告状，这里是事发地，主事的头儿是我们前文讲过的宁夏平乱中勇猛异常的将领叶梦熊，叶的暴脾气把杨应龙的罪责列了整整二十四条，一力劝进万历出兵剿灭这家伙。川黔双方主张不一，而更重要的是，大明正在宁夏和朝鲜（万历三大征的其他两场战争）战场焦头烂额，没工夫专门管这个小骚动，杨应龙的问题至少在眼前还是属于地方土司内部矛盾，西南之地川兵又一贯较弱，镇守的兵力还是要仰仗土司世世代代的士兵。而杨应龙这厮也是看准了朝廷急着用人的时机，借着拥兵一方的势力上演了一幕浪子回头负荆请罪戴罪立功的苦情大戏，在洮河事变中替明朝廷出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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