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乡土社会，且是乡土社会中的模范地区，北京人决不缺乏等级意识。礼仪因对象场合所作的种种区分中，即有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传统人格中固有的文化偏见。老北京人少了一点商业竞争中的势利，传统社会却另有其势利，如对于身份（亦一种“形式”）的注重。出身歧视、行业歧视（行业内部又讲究“师承”、“门户”）即出于这种势利。《钟鼓楼》中的人物为此而贱视“大茶壶”的儿子；落魄的乌世保总不能忘自己是“它撒勒哈番”，即使在囚中，也不肯失“旗主子”身份（《烟壶》）。到乌世保画内画、烧制“古月轩”这会儿，戏剧艺人在京城还被视为“贱民”，不许进内城居住呢。
下层社会并不能天然地产生平等思想。即使卖苦力如车夫者，彼此又岂能平等!“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骆驼祥子》）。专制社会沿袭了几千年锻造得极其精致的等级制，以对权势的崇拜（至少是敬畏），造成普遍社会心理。从来有“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北京市民亦不能外。即使老北京模范市民祁老太爷眼中的小羊圈胡同各家也有差等。他“不大看得起”隔邻的大杂院，“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四世同堂》）。但你在这里须留心，这位老人持为标准的不是经济地位，而是“品类”。他敬重斯文，注重德行，因而对穷愁潦倒的诗人和干粗活的李四爷都不乏敬意。这种人物评价上的尊重实际顺乎情理，又是注重形式的反面，与市民的形式主义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