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因此，由于我们对E不负有责任，所以我们对B也不负有责任。
在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乌托邦讽刺诗“Erewhon”中，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写的是一个法官正在宣告对一个囚犯的判决：
“对你来说，说你来自一个不健康的家庭，说你在孩童时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它永久性地损坏了你的体格，这些都是适当的；这样的借口是罪犯惯常的避难所；但是正义的耳朵一刻也听不到它们。在这里，我不打算开始关于这个或那个之起源的令人好奇的形而上学问题——一旦他们的说法被容忍，这种问题就没完没了，并且会导致将罪恶归因于一连串原始的细胞或基本的气体。不问你是怎样变坏的，只问你是不是坏的。这已经被肯定地决定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它已经被公正地决定了。你是一个坏人，危险的人，并且，在你的同胞的眼中，你被打上了所知的最凶恶的一种罪行烙印。”［12］
当道德学家们读到这一段文字时，他们也许会点头赞成。但是，他们被开了一个玩笑。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囚犯是因什么罪——即肺病——而被判决时，刺痛感就来临了。法官提醒这个被告人，在早些年，他曾因恶化的支气管炎而被判决，并警告他以后要吸取教训。巴特勒在这里运用了他惯用的手法，即将某种人类的倾向展现到一个可笑的极端，从而将其贬为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