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黄昏，周炳叫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难住了。他计算行期，也就在这一两天。该去辞行的地方都去过了，就剩下一个地方没有去，延安县委。他有心避开这件事，老是躲着、拖着，不希望到那里去找胡杏话别。他非常想去，想去看看胡杏，但是不跟她辞行，不说告别的话。任何辞行告别的话都将会引起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他想不去。可是不去的话，在情在理都说不通。他怎么能够不跟胡杏说一句话就悄悄地溜到重庆去了呢？那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三心两意地反扣了窑门，走到延河旁边，遛达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回招待所来。
没想到，他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却被田家坪招待所的通讯员孙福贵看出来了。他是一个矮矮胖胖，圆头圆脸，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棉袄的“小鬼”，对客人非常热情，学习文化跟政治也很积极。他看见周炳每次从重庆回到延安来，都住在他们招待所里，又不知道周炳干什么工作，只因为周炳给他们做过几次时事报告，就把周炳叫做周政委。这天晚上，他发觉周炳出去走了半天又回来，就给周炳提了一盏擦得非常干净的马灯来，放在周炳的桌子上，擦亮洋火，把它点着，对他说：“周政委，你要出去，还是带上灯好。”说完，把灯罩摁下，就走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