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马丁用自己的一股热忱来感染考德威尔教授，逼迫对方说出心里话来。罗丝在他们身边停下步来，听到马丁在说：
“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当然不发表这一套异端言论的吧？”
考德威尔教授耸耸肩。“你知道，这是忠诚老实的纳税人对付政客的问题。萨克拉门托给我们经费，因此我们就得向萨克拉门托叩头，向大学评议委员会、执政党的报刊，或者两党的报刊叩头。”
“对，这是很清楚的，可是你怎么样？”马丁紧钉着说。“你一定是条不得其所的鱼吧。”
“我看，在大学这个池塘里，像我这样的鱼是绝无仅有的。有时候，我很明白自己是不得其所的，我该待在巴黎，在寒士街，隐士的山洞，或者一些极端放浪不羁的艺人中间，喝喝红葡萄酒——人家在旧金山管它叫‘意大利红酒’——在拉丁区的起码饭馆里吃饭，关于天下万物，大叫大嚷地发表一套过激的言论。说真的，我常常简直肯定地相信，自己是个生就的过激分子。可是话说回来，还有那么许多问题我肯定不了。我一想到自己做人的弱点，就胆怯起来，这弱点使我永远没法在任何问题中理解所有的因素——你知道，那是些关于人类的重大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