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因为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又多半是赶着写，其结果很可能是鱼与熊掌都未能得。对一些希望看到点“什么”的读者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已过于随意，甚至与“学术规范”有了距离；在另外一类读者看来，或者仍觉太过迂远，书卷气还是稍嫌浓厚。好在我们并无像陈寅恪他们那样具有想要“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使命感（中国传统士人原无西方传教士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汉代人所说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后的士人明显偏重“触及灵魂”层面的努力，我颇怀疑是受了禅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既不希图闻达（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响什么人；既不敢云“提高”，也无意要“普及”。不过读书阅世，思而后有所得，希望借此以文会友，或者能从思想交换中获得一些进益，如此而已。
文化评论的随意性（与学术论文相比）似乎使写作略更容易，唯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的时间和刊物的篇幅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有限。当此之时，若随意制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说是犯罪。故我们这些文字，虽然粗浅，却皆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我们写作的基本准则是不趋时、不趋世，有心得方下笔，不作无病呻吟，亦不敢逢场作戏。知我罪我，乃在读者。这一点葛小佳在电话中特别提出要说明一下，当然绝非自以为是，不过出于对读者和刊物的尊敬和个人的自重。依我们的陋见，文化评论究竟与抒情散文不同，写作时固然不妨比写学术论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特别是有阅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总以多少有点“作圣”的责任感为好（当然，若有意“作圣”，便会失真，这也非我们之所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