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因为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又多半是赶着写,其结果很可能是鱼与熊掌都未能得。对一些希望看到点“什么”的读者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已过于随意,甚至与“学术规范”有了距离;在另外一类读者看来,或者仍觉太过迂远,书卷气还是稍嫌浓厚。好在我们并无像陈寅恪他们那样具有想要“转移一时之风气”的使命感(中国传统士人原无西方传教士那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汉代人所说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后的士人明显偏重“触及灵魂”层面的努力,我颇怀疑是受了禅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既不希图闻达(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响什么人;既不敢云“提高”,也无意要“普及”。不过读书阅世,思而后有所得,希望借此以文会友,或者能从思想交换中获得一些进益,如此而已。
文化评论的随意性(与学术论文相比)似乎使写作略更容易,唯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的时间和刊物的篇幅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有限。当此之时,若随意制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说是犯罪。故我们这些文字,虽然粗浅,却皆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我们写作的基本准则是不趋时、不趋世,有心得方下笔,不作无病呻吟,亦不敢逢场作戏。知我罪我,乃在读者。这一点葛小佳在电话中特别提出要说明一下,当然绝非自以为是,不过出于对读者和刊物的尊敬和个人的自重。依我们的陋见,文化评论究竟与抒情散文不同,写作时固然不妨比写学术论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写给别人看(特别是有阅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总以多少有点“作圣”的责任感为好(当然,若有意“作圣”,便会失真,这也非我们之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