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史学家对“论”的撰述更加广泛。就“论”的专门著述来看，《隋书·经籍志》中史部就有多种关于“论”的专书著录，如正史类有何常侍撰《论三国志》九卷、徐众撰《三国志评》三卷；簿录类有不著撰人的《正统论》一卷。子部有夏俟湛的《新论》十卷、顾欢的《夷夏论》一卷、刘虞的《政论》五卷、刘劭的《法论》十卷和《人物志》三卷、殷仲堪的《论集》八十六卷；集部有刘楷的《设论集》七十三卷、《杂论》十卷等。这只是择其要者而举之，因大多逸佚，故有的专论内容已不得其详，但这一时期“论”在史学及史学以外其他广泛领域受到重视，是确切无疑的。
至于“论”的专篇，那就更多了。从《昭明文选》的选篇上可见，“论”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受到编者的重视，专设“史论”上下两卷（卷四九、卷五十），收录班固《汉书》、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中的论、赞多首。《文选》还设有“论”（杂论）五卷（卷五一至卷五五），收录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曹冏《六代论》、李萧远《运命论》、陆机《辨亡论》上下篇和《五等诸侯论》等，也多与史论有关（其中只有个别篇名的“论”字为编者所加）。《文选》拥有较多的读者，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史论的影响，促进了人们对史论的更多关注。北宋学人所编纂的《文苑英华》，收录前人之“论”数量更多，且有更细致的分类（见卷七三九至卷七六〇），其中关于天、道、封建、贤臣、臣道、政理、食货、刑赏、兴亡（上中下）、史论（一至四）、杂论（上中下）等，多与史事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面反映出史学家和各方面学人对“论”更高程度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代学人对前人之“论”的重视也是空前的。这表明，史学家（包括相关的学人）不论是对史论之重要性的自觉认识，还是对史事的分析、评价，都达到了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