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试图削弱这一信条根本毫无用处，因为它拥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彼此之间不信任，因为他们全都一样，然而这种比喻让他们几乎没有限制地相信公众的评判力，其原因就在于，让所有的人都保持头脑清晰是不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并进。”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有必要的话，将这种权利限制在智力水平高的人之中，这样做能改善群体的投票结果吗？我绝不会承认这就是事实，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所说过的理由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所有的集体，无论其人员构成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的病症。在群体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普遍性的问题上，40位科学院士的投票不会比40个搬水工的投票结果高明多少。我压根就不相信，倘若成为选民的范围只局限在有学识的和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之中的话，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截然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熟练掌握希腊语或数学，因为自己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能够知晓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都是重要领域的教授或是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的问题——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达成过共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只是我们普遍愚昧的非常脆弱的形式。关于社会问题，由于不可知的因素的数量众多，所以从实质上来说，人类的愚昧无知并没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