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3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路径有所不同，认同于现代化论的80年代思想界为了回避社会史传统中过度注重结构分析的经济化约论影响，开始刻意强调文化系统的独立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在中国的流行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我们知道，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人物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5]80年代的思想史研究者仍基本沿袭了传统的欧洲观念史方法，通常在本质的意义上归纳出中西文化的历史特征，再予以抽象类比，从而得出西方优越于东方的结论。这些分析方法的同一性特点虽然得到哲学界特别是美学界“回归主体性”思潮的滋养，但在总体上并未超越20世纪初叶中西文化比较的水平。艾尔曼甚至认为这一辈学者明显受到德国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学史传统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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