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国民党乐观，其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3-5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志消沉，别有表示。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另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但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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