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2]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11页。关于梁启超等人从“种族主义”者向“国家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可以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Chaos and Civilization，“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s of the Polity”，载《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119～190页。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史学研究与建构民族主义意识的关系，如留日学生曾鲲化在由东新译社出版的《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1章“历史之要质”中指出：“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参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见《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