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把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剧中出现的人物，其阶级性格是极其模糊的，还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对旧社会揭露得不深，鞭挞得不力。
全剧缺乏阶级观点，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16]
②在《茶馆》的三大段落之间，并不存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具体的戏剧逻辑联系。把这幅历时漫长、人物众多、事件庞杂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组织成一个浑然一体、完满自足的艺术品的，是表现于三幕剧之间，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这些正直善良的人物每况愈下、一步步陷入生活绝境的无法抗御的历史“逻辑”，以及与这一“逻辑”相比照的恶的人物随机应变、呼风唤雨、生生不息的同样无法抗御的历史“逻辑”。……不过，也应看到，这一对“逻辑”毕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论。满足于阐释社会学的概念，甘愿成为“忆苦思甜”的政治工具，必然会限制艺术的才华，妨碍艺术家深入进行自由的创造。
《茶馆》的不足还表现在人物和“戏”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漫画化、闹剧化的倾向，包括王利发在内的全部性格描写，大多以外在的感性形象刻画取胜，并未完全达到以灵魂揭示的深刻与丰富感动观众或读者的境界。正是在这一点上，《茶馆》先天地带有一般杰出剧本所不应当有的对于特定舞台表演的依赖性。它一方面以其人物性格鲜明的感性特征对舞台艺术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也因为未能提供更大的灵魂深度而限定了舞台艺术家自由创造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