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之初兴也，实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也，219何则？天灾人祸之来，通全局计之，曾不足为人患；就一部落、一氏族言之，则有一蹶而不能复振者矣。庚财、乞籴，非可常恃，故必有商人焉，以己之所饶，易之于外。郑桓公之迁国，实与商人俱；《左氏》昭公十六年。卫为狄灭，文公通商；闵公二年。晋文公之返国，亦轻关、易道、通商；《国语·晋语》。即以当转徙破坏之余，必不可无之物，或有所阙，不得不藉商贾以求之也。斯时之贸易，皆行于部族与部族之间，商人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冒盗贼劫略之险，以为公众谋，而己不与其利，谓为凡民之友，而非其敌，信不诬矣。然此乃为公产之部族言之，至私产之制兴，贸易行于部族之中，商贾各自为谋，而其情势一变。
《管子》曰：220“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当作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七臣七主》。又曰：“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所以高下之时也。此民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山国轨》。案《轻重乙》曰：“岁有四秋，物之轻重，相什而相百。”所谓岁有四秋者，谓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履作为冬之秋也。计然言：“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则三十至八十，实为谷之恒价。而李悝《尽地力之教》，言农民生计，谷石皆以三十计，《汉书·食货志》。则自三十以上，利皆人于商人，农民所得，仅其最下之价矣。《管子·揆度》曰：“今天下起兵加我，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仇。贾人受而之。师罢，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于贾人。”然则不论天时人事之变动，贾人皆乘之以获利，而凡民则举受其弊也。夫有无之相剂，一以其时，一以其地。以其时者，《王制》耕九余三之法是也。以其地者，若《管子》言：“亩钟之国，粟十钟而辎金，山诸侯之国，粟五釜而辎金。”《轻重乙》。以其所饶，易其所乏，则地虽异而用各足是也。各地方之丰歉，不必同时，苟能互相调剂，则虽微积贮，而与有积贮者无异；而窖藏不用，同于废弃之物，咸可用为资本矣。故通商实两利之道，而通全局计之，则为利尤溥也。然利皆人于商人，则不蒙其利者，仍与受天灾人祸无异，或且加酷焉。是犹举公众之积，以奉一二人，而使大众流为饿俘也。此管、商等所以有抑商之论也。非偏也，商人固剥削兼并之流，而凡民则为所剥削兼并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