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研究小说人物的名字来由，我有时喜欢用名字象征性格，如冷清秋便是。有时却又改一改现实人物的名字，我有位叔祖名张犀草，在《春明外史》里就借用它成了一个诗人的名字。
从《啼笑因缘》起决心赶上时代
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这小说一九三○年发表在《新闻报》上，是应严独鹤先生之约写的。记得我在写《啼笑因缘》的第一天，是在中山公园小土山下水亭子边构思的，当时一面想，一面笔记，就这样勾画出了这本书的轮廓。而这时土山上正有几个姑娘在唱歌呢。当然，我的所谓赶上时代，只不过我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就是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太多了，就是新闻记者也可以随意捉去坐牢枪毙。于是我写了以学生樊家树和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的爱情，和他们被军阀刘将军拆散的故事。最后，这个姑娘被刘将军逼疯了，遭到了悲剧的下场。
因为上海《新闻报》和我初次订契约，我想象《春明外史》那样的长篇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想了这样一个不太长的故事。在那几年间，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和这两种不同。另一点是《啼笑因缘》中对话用的是北京话，与当时上海的章回小说也不同。因此，在这部小说发表的起初几天，有人看了觉得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读者感到了兴趣。严独鹤先生特地写信告诉我，让我加油。一面又要求我写进一些豪侠人物，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对于技击这类事，我自己并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一种滥调，我只能把关寿峰和关秀姑两人写成近乎武侠的行为，并不过分神奇。这样的人物是有的。但后来还是有人批评《啼笑因缘》的人物说，这些描写不真实。此外，对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小说旧套，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加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些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但不管怎么说，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注意，那却是事实。有人并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下去，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还魂，我没有料到这部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当然我还是一贯地保持缄默。我认为被批评者自己去打笔墨官司，会失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而徒然搅乱了是非。后来《啼笑因缘》改编成电影，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为争夺拍摄权打了一年的“啼笑官司”，在社会上热闹了一阵，连章士钊先生也曾被聘请为律师调解诉讼。不过这些批评和纷争，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后来还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它的销数超过了我其他作品，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