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杜佑撰《通典》是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进而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之旨。[77]《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的“要诀”，在于历史认识之转化为现实的实践。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谓“颇详旨趣”，他在序中强调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把《通典》意在“经邦”、“致用”的主旨阐述得十分透辟。“师古”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随时”；“随时”是为了“立事”，以达到“经邦”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通典》“将施有政”的“致用”之旨。李翰认为，这是那些刻意于“文章之事，记问之学”的一般著作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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