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中国近代对待西人之态度。（一）第一期欢迎其技术而颇排斥其宗教，明末徐光启等虽亦信其宗教，然实自科学引入，至杨光先等，则对其宗教持极端排斥之态度矣。此固由宗教有排斥性，亦由（A）西人技术之精。（B）及教士舍身之精神，非中国人所能了解，此读杨氏之《不得已书》可见也。（二）此种精神持续至五口通商而大着，（甲）为士大夫排外心理之表见，（乙）则民族盲目自尊之心理使然。（三）此后湘、淮军中人物积经验稍多，乃主效法其军事及技术。（四）戊戌维新人士，则主张全盘改革政治。（五）五四运动以后，乃渐注意于西方之文化矣。
四十三）中国近代之学术。宋学本有改革社会之精神，然仍偏于个人修养，故驯致空谈心性而于政治多疏；明末内政既坏，外寇侵陵，造成顾炎武、黄宗羲等经世致用之一派，此亦可谓宋学精神复活。然（1）积重难返。（2）受异族猜嫌，其风气乃渐萎缩，终仅发达其矫正宋人之考证之一端，成为清代之考证学。此派之长处，在能发现事实之真相，然并无宗旨。梁启超谓其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其说是也。此派后因考据而发现西汉今文经说。西汉今文，本以经世致用为主，于是此种精神渐又复活。适会其时，世变日亟，外学亦渐次输入，逐渐与新潮流相接，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之徒是也。近来从宗旨上反对宋学者有戴震、颜元两派；戴氏反对宋学之论理而不论情，专代上级张目而苛责下级，此乃宋学不知社会组织之变迁，欲张大君权、父权、夫权等，有以致之。然谓人人各率其情而天下遂可治，则失之浅薄。颜元反对宋学之空谈专主实行，说更灭裂矣，故不能有所建树。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不可缺一之论，虽觉中正，实近模棱。章实斋之议论亦此派。唯其在史学上，主张历史材料与作成历史非一物；主张多储史料；主张编次与著作各是一事，则为旷古未有之卓识，去今之新史学仅一间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