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锺虡设张，庭燎尽烟，崭岩嶻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