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同样是去多伦多参加一个由我担任主讲人的会议，同样是在芝加哥，我给办公室里那个负责材料的琳达打电话，问演讲的材料是否已经送到多伦多，她回答说：‘别着急，我在6天前已经把东西送出去了。’‘他们收到了吗？’我问。‘我是让联邦快递送的，他们保证两天后到达。’”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琳达觉得自己是负责任的。
她获得了正确的信息（地址、日期、联系人、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她也许还选择了适当的货柜，亲自包装了盒子以保护材料，并及早提交给了联邦快递，为处理意外情况留出了时间。
但是，正如这段对话所显示的，她没有负责到底，直到有确定的结果。
富斯特继续讲他的故事：
“那是8年前的事情了。随着8年前的记忆重新浮现，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担心这次再出意外，我打通了助手艾米的电话，说：‘我的材料到了吗？’
“‘到了，艾丽西亚3天前就拿到了。’她说，‘但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听众有可能会比原来预计的多400人。不过别着急，她把多出来的也准备好了。事实上，她对具体会多出多少也没有清楚的预计，因为允许有些人临时到场再登记入场，所以我怕400份不够，为保险起见寄了600份。还有，她问我你是否需要在演讲开始前让听众手上有资料。我告诉她你通常是这样的，但这次是一个新的演讲，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所以，她决定在演讲前提前发资料，除非你明确告诉她不这样做。我有她的电话，如果你还有别的要求，今天晚上可以找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