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同样是去多伦多参加一个由我担任主讲人的会议,同样是在芝加哥,我给办公室里那个负责材料的琳达打电话,问演讲的材料是否已经送到多伦多,她回答说:‘别着急,我在6天前已经把东西送出去了。’‘他们收到了吗?’我问。‘我是让联邦快递送的,他们保证两天后到达。’”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琳达觉得自己是负责任的。
她获得了正确的信息(地址、日期、联系人、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她也许还选择了适当的货柜,亲自包装了盒子以保护材料,并及早提交给了联邦快递,为处理意外情况留出了时间。
但是,正如这段对话所显示的,她没有负责到底,直到有确定的结果。
富斯特继续讲他的故事:
“那是8年前的事情了。随着8年前的记忆重新浮现,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担心这次再出意外,我打通了助手艾米的电话,说:‘我的材料到了吗?’
“‘到了,艾丽西亚3天前就拿到了。’她说,‘但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听众有可能会比原来预计的多400人。不过别着急,她把多出来的也准备好了。事实上,她对具体会多出多少也没有清楚的预计,因为允许有些人临时到场再登记入场,所以我怕400份不够,为保险起见寄了600份。还有,她问我你是否需要在演讲开始前让听众手上有资料。我告诉她你通常是这样的,但这次是一个新的演讲,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所以,她决定在演讲前提前发资料,除非你明确告诉她不这样做。我有她的电话,如果你还有别的要求,今天晚上可以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