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春，一道圣旨传到了金陵总督府，朝廷谕令曾国藩立刻赴山东“督剿”。
对于“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西太后并没有掌握其思想动态，也忽视了他的情绪变化。曾国藩对大清朝忠心耿耿不假，但他再也不愿意豁出命来为大清了。这十几年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曾国藩已没有热情与精力去效忠朝廷。再者，湘军解散一年多了，总不能做无兵之帅吧！虽然朝廷已许愿把李鸿章的淮军交给他统领，但他一百个不乐意。客军难驭，不愿自找难堪。而且，十几年的战争生涯，他早已厌倦。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丝安宁，他要好好地为自己活几年。
曾国藩呈上奏折，恳请朝廷另行物色人才。
西太后震怒了，不允许任何人反驳她。又一道圣谕传到金陵，他不敢再违抗圣命，只好仓促出征。
僧格林沁的失败给曾国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他认为对付捻军与攻打太平军有所不同。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速、行踪不定，如果跟在其后穷追不舍，一定会像僧格林沁一样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最佳的战略方针是：以静制动。等待对手上门，然后“关门”攻击他。曾国藩还根据捻军的特点，上奏朝廷以打为主，收买、瓦解为辅。因为，捻军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若能收买、瓦解一部分人，切断捻军的粮草供应，取胜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