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B和K成为某一国家总统职务的候选人，而且符合任何一个即将当选者的利益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如果B当选，那么，会符合B的利益，但不符合K的利益，反之亦然。因此，如果杀死K就符合B的利益但不符合K的利益，反之亦然。但由此接着发生的是，B应杀死K，B不这样做就是错的，B杀死K才算尽到了义务。同样，K知道自己被杀符合B的利益，因而预测到B杀死他的意图，应当采取措施挫败B的努力。他不这样做就是错的。他确实制止了B才是尽到了他的义务。接下来，如果K阻止B杀死他，他的行为必定被说成既是错的又不是错的——其所以错是因为阻止了B应该做的，那是B的义务，B不那样做就是错的；而其所以不错是因为阻止B是K应该做的，那是K的义务，K不那样做就是错的。但同一行为（逻辑上）不可能在道德上既是错的又不是错的。因此在像这样的情形中，道德不起作用。
这显然是荒唐的。因为道德就是为了用在这样的情形中，即用于那些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如果道德观点是自利观点，那就永远不会有对利益冲突的道德解决。然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我们总是寻找一个“更高的”观点，一个由此可以使这种冲突得到解决的观点。一贯的利己主义使每个人的私利成为“最高上诉法院”。但通过“道德观点”，我们的意思是指一种观点，它是人们利益发生冲突时所诉求的法庭。因此它不能（逻辑上）等同于自利观点。因而，西季威克错在认为一贯的利己主义是“合法的伦理方法”之一种。他错误地认为，人们需要一种“直觉”才能明白它不是那种正确的道德观点。最高法庭不是可以用那种我们依其能够“明白”小法庭连续审判的方式就可以弄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