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它在政治上主张宽弛放松，无为而治，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要求，因而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9]是对黄老之学要点的概括。
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休养民力方面，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与黄老之学相适应的宽弛政策，其中惠帝之时除挟书之律，准许民间藏书，是重大的拨乱反正之举。
从汉开国到武帝即位之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实行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经济逐渐步出“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况，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繁荣景象。经济状况的好转及新文化政策的实行，又引起了“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10]，“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等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以及刑法由密而疏这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遵用黄老之术导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的高度历史评价。此时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学术事业重新受到重视，传习学术渐成风气。到景帝之时，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