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它在政治上主张宽弛放松,无为而治,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要求,因而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9]是对黄老之学要点的概括。
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休养民力方面,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与黄老之学相适应的宽弛政策,其中惠帝之时除挟书之律,准许民间藏书,是重大的拨乱反正之举。
从汉开国到武帝即位之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实行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经济逐渐步出“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况,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繁荣景象。经济状况的好转及新文化政策的实行,又引起了“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10],“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等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以及刑法由密而疏这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遵用黄老之术导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的高度历史评价。此时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学术事业重新受到重视,传习学术渐成风气。到景帝之时,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