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盛大朝代的兴亡治乱,必然激发后人的思考,希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签》、欧阳修《新唐书》、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此书为孙甫所著《唐史记》的史论部分)等,各骋其说,围绕“唐论”这个主题而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以下历朝,亦多类此,不一一论述。降至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从“为治之资”论述了历史借鉴的广泛性及其重要意义,他认为,从历史上看:
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8]
在这段论述中,王夫之强调了这样几点:一是要有从历史上探讨“为治之资”的自觉性;二是要有“宜民”的出发点;三是要掌握“变通”的方法论;四是要善于换位思考。做到这几点,则历史上的得、失、同、异,均可“为治之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治之所资”的一面镜子。至此,王夫之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借鉴思想发展到理论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