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再次派嘉乐作为特使来华，贯彻执行教皇教令。康熙帝也坚决地采取了强硬政策，郑重申明教皇的禁令与中国国情“大相悖戾”，故在中国无效，请嘉乐立刻回国，并宣布在中国必须禁止天主教的发展。同时告诫国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57]康熙帝也并非一概排斥传教士，宣布给情愿久居中国的传教士发放永居票，对愿意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采取保护和安慰的态度。
雍正帝对天主教持排斥态度。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疏，认为西洋人在各省盖建天主教堂，暗地行教，蛊惑人心，对中国沿海发展实在不利。他主张将各省的西洋传教士，除一部分送往京师效力外，其余均遣送到澳门集中，各地的天主教堂也都改为公所，严禁天主教。于是，雍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限令传教士在半年或数月之内搬移。后来，在接见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等人时，雍正帝明确表态说：“朕不需要传教士”[58]，清廷也不准天主教堂在中国存在，更不许天主教肆意攻击孔孟之道。雍正帝坚决实行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受到空前的打击。在这一期间，全国200多座天主教堂几乎全被摧毁，近2000名耶稣会士被逐到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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