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利用政治名人效应。
4．注意多打文化牌
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徽商中也不乏饱学之士，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成果流传海外。巨商鲍廷博经商不忘习儒，终成大藏书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
历史上，徽商教子业儒，参加科举，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由于其资财雄厚，见多识广，平时督促子弟攻读儒家经典和诗文，一俟学成，即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跻身仕途。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有数字为证，清康熙年间，徽州共有学社562个、书院54所，至于义塾、私塾、书堂、蒙馆就更多。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22人。
徽商如此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子弟跻进仕途，用意当然是十分明显，子弟做了官，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