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利用政治名人效应。
4.注意多打文化牌
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徽商中也不乏饱学之士,珠算大师程大位兼商人学者于一身,他的学术成果流传海外。巨商鲍廷博经商不忘习儒,终成大藏书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
历史上,徽商教子业儒,参加科举,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由于其资财雄厚,见多识广,平时督促子弟攻读儒家经典和诗文,一俟学成,即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跻身仕途。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有数字为证,清康熙年间,徽州共有学社562个、书院54所,至于义塾、私塾、书堂、蒙馆就更多。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22人。
徽商如此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子弟跻进仕途,用意当然是十分明显,子弟做了官,有利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经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