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教育和抚恤基金
在1905年7月，我送出了第4份重礼，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需要从全美的教育机构中挑选出25位校长作为基金的托管人。当24位校长聚集在我家里商议如何组织这一问题时（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因病缺席），我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此以后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先生在基金会启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非常有用，而亨利.S.普里切特博士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一基金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成为了受益者，我确信，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完全有资格获得这笔钱，而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待遇最不公平的一种，他们拿着的差不多是最低的工资，尽管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奉献了一生来教育年轻人，却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当我第一次做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的时候，我被我的发现所震惊，教授们的工资水平，甚至还不及我的某些员工。光靠节省和储蓄是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的，因此那些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便只能终生聘用他们，而不论他们是否还能工作，是否还有必要，都让他们在讲台上一直站下去。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①1。公布的第一份受益者名单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其中有几个还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受益人或者他们的遗孀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将永远保留着这些信，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读一读它们，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