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愚不可用，大声发其聋。将明惧难制，忽欲闭其聪。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335]
一些中国大陆出版的陶行知传记中都提到，陶行知从1933年春开始贴近马克思主义。[336]这个说法依据两件事情。一是陶行知秘密参加了一个由朋友组织的私人读书会，在那里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另一件事情是他与蔡元培等知名学者于1933年3月14日共同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并与全体发起人在《申报》上共同发表了一则纪念会缘起：
“马克思逝世以来，其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迩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学说。寝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同人等今基于纯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上，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会，一以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337]
这则缘起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动机和意旨，因此，绝不应将陶行知亲近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信念的转变。陶行知毕生都在寻求一种“土办法”，为使广大民众摆脱物质和精神的贫困。为此，他如同许多贤明的知识分子一样，借鉴各种思想体系的“他山之石”，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然而他绝非美国学者布朗所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38]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汉学家鲍吾刚教授（Wolfgang Bauer）的见解与此不无关联，且予人启迪：“面对着老牌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道义上的破产，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激发出新的自我意识，在博采中西各家思想成分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极大的胆识。那些集成的思想体系大都仅是昙花一现；那些思想的创立者往往是集有影响的作家、政治家、学者多种身份于一身，其中很多人游荡在多种相互对立的世界观之中，犹如穿行在林立的廊柱之间。”[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