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准其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说教，反映了唐太宗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其实，揭开唐太宗优容景教的纱幕，是出于世俗的军事与经济的利益。贞观九年，唐太宗派遣李靖率军平定吐谷浑。当时吐谷浑占据河西走廊，它是通向西域的要遣。而波斯在西域后方，加强同波斯的联系，有利于巩固唐在吐谷浑的胜利成果，故波斯一区区教土来朝，竟遣宰相迎接。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高昌，又下诏赞扬景教“词无繁说，济物利人”,还认为“宜行天下”,赋予景教传教全国的合法权利，以换取波斯的支持。可见，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功利动机。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前，曾数告玄奘： “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有恨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联系当时环境，当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有关。贞观十九年前后，唐太宗因废立太子，致使骨肉相残，酿成离散悲剧；还因征辽失败，致使无数生灵身殁异域，忧生之慨萌发；又值精力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晚嗜丹药，畏死之兆显露。凡此种种，使他顿减早年叱咤风云的锐气，精神状态陷入空虚境地，以致对道教的方术长生发生兴趣，与此相应，心萌佛教的灵魂慰藉之念。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晚年的抑佛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走向崇佛的道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