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准其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说教,反映了唐太宗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其实,揭开唐太宗优容景教的纱幕,是出于世俗的军事与经济的利益。贞观九年,唐太宗派遣李靖率军平定吐谷浑。当时吐谷浑占据河西走廊,它是通向西域的要遣。而波斯在西域后方,加强同波斯的联系,有利于巩固唐在吐谷浑的胜利成果,故波斯一区区教土来朝,竟遣宰相迎接。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高昌,又下诏赞扬景教“词无繁说,济物利人”,还认为“宜行天下”,赋予景教传教全国的合法权利,以换取波斯的支持。可见,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功利动机。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前,曾数告玄奘: “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大有恨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联系当时环境,当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有关。贞观十九年前后,唐太宗因废立太子,致使骨肉相残,酿成离散悲剧;还因征辽失败,致使无数生灵身殁异域,忧生之慨萌发;又值精力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晚嗜丹药,畏死之兆显露。凡此种种,使他顿减早年叱咤风云的锐气,精神状态陷入空虚境地,以致对道教的方术长生发生兴趣,与此相应,心萌佛教的灵魂慰藉之念。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晚年的抑佛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走向崇佛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