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同，所以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认同感也基本趋同。因此，这时我们不需要讲什么个性化，个性化与企业规划是毫无关系的。在个人修为上，我们推崇“孔孟之道”，认同“厚德载物，善恶有报”；在企业经营中，我们推崇“孙子兵法”，认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经营书籍迅速升温的今天，当下有许多企业经营者对这句话已是深恶痛绝。有些人表示：在解决冲突、矛盾和悖论时，中国的思维方式较之西方有其独到之处，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较为刚性，一切都是按程序办事，这样就会使某些事没有转圜余地；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传承更多的是中华文化的柔性，它的处理事情比较圆通，因此，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两面性。有人说，中国企业的制度缺少刚性，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在中国最讲认真，老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却游刃有余，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由于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我们心中早已根植了中国式的处事方式。所谓“国际化”并非彻底根除“民族化”，而是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化”。对中小企业来说，外来文化只有嫁接在我们企业本土文化的树种上，才易于开花结果。应对“经营同质化”，改造的不是我们的大文化理念，而应该是我们多维的经营企划观。这个时候要讲“个性文化”，单就本文而言，这个“个性文化”应特指大文化理念下的“个性企划观”。换句话说：把大文化理念的普遍真理同自身“个性企划观”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是剑指“经营同质化”，引领我们突破重围，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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