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12卷）、家人传（8卷）、大臣传（11卷）、类传（7卷）、杂传（19卷）编次；还有《司天考》（2卷）、《职方考》（1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10卷）及年谱（1卷），记“十国”史事；四夷附录（3卷），记少数民族。《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练。这两点是它的长处。但其伤于过简，叙事难得丰赡，从而削弱了史书应有的分量。这是它不如《旧五代史》的地方。
《新五代史》的史论，除了有师法《春秋》，重在褒贬的一面，也还有反映出作者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一面。如《唐本纪·明宗》后论引康澄上疏言时事之言：“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欧阳修接着说：“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这表明他不仅对康澄之言而且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唐本纪·废帝》后论说：“君臣之际，可谓难哉！盖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则虽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这是道出了诤谏与纳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普遍性。他论“十国”的成败得失时指出：“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60]他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61]这些看法，都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在《旧五代史》的苍白的史论衬托下，《新五代史》的许多史论都显得光彩夺目。
